在古裝電視劇里我們經(jīng)常可以看到店鋪的柜臺上放著一方算盤，賬房先生輕松地撥動幾顆算珠，一筆筆銀錢便如流水一般從賬本上劃過，頗有些運籌帷幄之感。

算盤大不盈尺卻凝結著吉印通先人高超的數(shù)學智慧，是我國古代商業(yè)活動中最重要的計算工具，它制作簡單、操作方便，可以解決各種復雜的運算，甚至可以開多平方。

不僅如此，它也有著“招財進寶”的美好寓意，直到今日仍有許多商人喜歡佩戴算盤掛件，或者安放算盤擺件以祈求日進斗金。

算盤的起源

我國遠古先民結繩記事，運用數(shù)學的方法去治理部落事務，由此開啟了計算的先河，進入文字時代之后，我國農學、數(shù)學、醫(yī)學、天文學等領域的科技水平一直領先于世界，其中“算學”之發(fā)達有近三千年的歷史。

在三代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我們已經(jīng)可以看到古人計數(shù)的符號，而西周之后，隨著是社會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簡單的計數(shù)已經(jīng)難以滿足人們的需求，于是計算工具與計算方法在時代潮流中相繼革新，算籌應運而生。

算籌就是用來計算的小棍子，一般是用蓍草或竹子制成，《儀禮》有提到“劍籌八十，長尺有握，握素”、“賓之弓矢，與中籌豐”，這里的“籌”字即是算的意思，可知周朝時算籌已經(jīng)成為計算的主流工具。

漢代時，天文學進益巨大，對計算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從而推動了算籌的發(fā)展，算籌的長度形制被固定下來，其后一千多年間，籌算一直是計算的主要手段，其間涌現(xiàn)了無數(shù)運籌技藝高超的算學家，直到宋代時算盤開始流行，算籌才逐漸衰落。

不過，算盤不只是中國特有，根據(jù)西方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古羅馬有一種“溝算盤”，與我國的算盤形制十分相似，于是有人提出了“中國算盤西來說”，那么這個論調是否屬實呢？

珠算史學者華印椿認為溝算盤與我國算盤僅是外形相似，但實際結構卻完全不一樣，我國先民是將算籌的四則計算與計算法完全照搬上了算盤，與溝算盤之計算法也毫不相同。

而且我國算盤最早記錄于東漢的《數(shù)術記遺》，彼時中西交流極少，且都是上層階級的聯(lián)絡，朝貢的物品皆有記錄，而溝算盤并未出現(xiàn)，顯然，中國算盤是獨創(chuàng)，而不是來自西方。

根據(jù)現(xiàn)有的文獻資料考證，我國算盤開始在社會上普及是在宋代，北宋時，開封縣令錢易所著的《南部新書》中提到“鼓珠”一詞，即是指珠算算盤。而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中，“趙太丞家”的藥鋪桌子上畫有一個算盤。

兩宋之時，社會經(jīng)濟空前繁榮、商業(yè)貿易逐漸增多，“皇城之東曰潘樓街……每日交易，動即百萬……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，萬姓交易，其余街坊巷落，縱橫萬數(shù)……”，巨大的交易量對于算盤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，這一時期，算籌與算盤并行，各有千秋。

元明清三代，城市交通發(fā)達，商品化加快，全國形成了龐大的商業(yè)網(wǎng)絡，而且鄭和七次下西洋，是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(fā)展，更進一步加速了算盤的普及，而不能夠適應社會發(fā)展的算籌漸漸銷聲匿跡。

算盤的演變

在面對日益頻繁和復雜的計算時，算籌攜帶不便，計算難度大的缺點逐漸顯現(xiàn)，難以肩負起龐大而復雜的計算需求，于是算盤應運而生，但是算盤的形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革新改進，加以完善，才最終形成了如今的模樣。

《數(shù)術記遺》中記載：“刻板為三分，其上下兩分，以停游珠，中間一分以定算位。位各五珠，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。其上別色之珠當五，其下四珠，珠各當一”，此時的算盤是走珠盤，計算的珠子是游珠，不固定、易散落。

明代永樂年間，算盤的規(guī)格有了定制：“一尺二寸長，四寸二分大?？蛄趾瘢欧执螅鹜氲?，線上二子，一寸一分；線下五子，三寸一分。長短大小，看子而做”，不過這時算盤的上二珠與下五珠之間的橫梁只是用繩子隔開。

直到1**7年前后，繩子改成了木梁，徐心魯在《盤珠算法》中繪有一幅九檔算盤圖，為上一下五珠的結構，中間的橫梁就是木制。

1*7*年，《數(shù)學通軌》中繪有一張1*檔的算盤圖，上二珠與下五珠之間用木質橫梁隔開，與現(xiàn)代算盤較為相似，被稱為“初定算盤圖式”。

1*92年，程大位撰寫的《直指算法統(tǒng)宗》中繪有算盤插圖，為1*檔7珠算盤，上珠下珠之間以橫梁分隔，且橫梁上有計數(shù)單位，已經(jīng)和現(xiàn)在的算盤沒什么區(qū)別了。

當然，算盤的演變不僅集中于硬件，配套的軟件，也就是計算方法也在同步發(fā)展。算盤在產生之初套用籌算的乘法口訣，即流傳至今的“九九乘法表”，而除法口訣的最早的記載出現(xiàn)于南宋數(shù)學家楊輝的《乘除通變本末》中。

元代朱世杰在《算術啟蒙》中將前人發(fā)明的計算方法總結成了一系列朗朗上口的歌訣，譬如：“一歸如一進，見一進成十，二一添作五……逢九進成十”，幾乎與后來的珠算口訣相同。

而與他同時期賈亨、何平子等珠算高手也都創(chuàng)制了大量的算法歌訣，這些歌訣簡潔凝練，只要能夠熟記，就能很快學會算盤的應用，在這群人的努力之下，算盤得以飛速普及。

除此之外，商人極其活動對算盤的普及也功不可沒，宋代，政府曾在邊界建立了專門的對外貿易區(qū)——“榷場”，用來與金和西夏兩國通商，據(jù)史料統(tǒng)計，宋金和平時期，宋政府從榷場獲取的收入遠遠超過送出去的歲幣量，巨大的交易額計算中，算盤的價值逐漸凸顯出來。

后來安徽、山西等地的商幫相繼涌現(xiàn)，他們既通過算盤來提高交易效率，同時也在商業(yè)活動中不斷改進算盤的應用，從而推動了算盤的迭代，譬如晉商程大位，為了做生意遍訪名師、苦學算術，還編寫了一部簡明扼要的《算法纂要》，加大了算盤的普及。

算盤的文化意義

算盤的發(fā)明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國古代科學的超高水準，同時也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，在我國古代文化史中，算盤因其獨特的魅力與民俗、文學等眾多文化因素相融合，時至今日仍然熠熠生輝。

俗話說“算盤一響，黃金萬兩”，算盤在古代除了是商人的必備之物之外還是傳統(tǒng)商業(yè)文化的一部分，因而被賦予了和財富掛鉤的屬性，成為商品貿易和價值利潤的象征符號。

此外民間許多歇后語、口語都與算盤有關，如“和尚廟里打算盤——廟（妙）算”、“不管三七二十一”、“如意算盤”、“小九九”、“二一添作五”等等，都是從算盤的商業(yè)屬性出發(fā)創(chuàng)造而來的。

文學作品中也能夠找到算盤的身影，早在宋代就有以《算盤》為題的詩曰：“不作甕商舞，休停餅氏歌。執(zhí)籌仍蔽簏，辛苦欲如何？”這首詩是以“算盤”指代商人逐利的本性，通過譏諷商人視財如命的行徑勸導人腳踏實地賺錢。

明代以后的文學作品中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算盤，馮夢龍《警世通言》的故事里有：“兼之寫算精通，……別船上交易，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，登賬薄，客人無不敬而愛之”，寫的是一個名叫宋金的人因為算盤用得好而受人敬愛一事。

《紅樓夢》中眾人自制燈謎，迎春所做的“天運人功理不窮，有功無運也難逢。因何鎮(zhèn)日紛紛亂？只為陰陽數(shù)不同”便是以“算盤”作為謎底。

隨著商業(yè)文化的發(fā)展，算盤作為財富的象征還被納入了裝飾領域，項鏈、手鐲、耳墜、戒指中很多都帶有算盤的元素，造型精致而有趣味，深受老百姓的喜愛。

財大氣粗的豪富商人更是對算盤情有獨鐘，很多在家里或店鋪擺放金銀、象牙、玉石等材料制成的算盤造型的擺件，程大位家里的漏窗就是算盤的形狀，如今江西平遙的一處廣場還有銅手鐵算盤雕像。

算盤作為古代經(jīng)商“神器”自然不只是在中國，在整個東亞都有很高的商業(yè)地位，1*70年文祿戰(zhàn)役之后，算盤被引入日本，隨后迅速普及開來，打算盤成為了當時日本國民必備的技能，“珠算塾”“珠算補習所”等輔導班遍及全國。

朝鮮則一直以來都是中吉印通化的屬民，朝鮮的東算就是從中國傳統(tǒng)數(shù)學發(fā)展出來的，尤其是有明一代，朝鮮王位都需要得到明朝政府的認可，文化上的影響自然更大，有史料記載“李朝宣祖末派到燕京的使節(jié)許筠得到珠算……”。

古羅馬的“溝算盤”雖然早于我國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發(fā)展方向卻南轅北轍，西方的算盤早已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，而中國的算盤文化歷久彌新，早已與人們的生活融為一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