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性的光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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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關于地域文化的梳理，若是太過集中地看，總不免會有千篇一律的審“美”疲勞之感。因為幾乎每一個地方都可以驕傲地羅列出一大堆地方文化名人來，而且多是以文人和政治家居多，若再加上刻意造出的“十景”、“八景”來，于是，每個地方都是“物華天寶、人杰地靈”。這實在是地域和人文的雙重尷尬，地域文化驚人的“同質”和難堪的“流俗”，對不起氣質風流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也實在對不起大好河山的迥異風光。

　　談及湖北，自然不能犯這種慣性思維和惰性分析的毛病。對于這片土地，我更愿偏重某個角度，尋找出 “異質”的地域精神和別樣的文化氣質來。

　　自古至今，荊楚大地暗自涌動的一種文化氣脈，非常與眾不同，也非常令人贊嘆。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一直稀缺的科學精神。對于科學精神的理解和界定，有多種解釋，但我更偏重其中包含的勇于懷疑、大膽嘗試、積極創(chuàng)新以及嚴謹求證的四個層面。從這個角度講，或如嘗百藥的神農氏，或如搞活字的畢升，或如寫醫(yī)書的李時珍，或如研地質的李四光，都是這種精神鄂籍的最杰出代表。

　　先從神農氏談起吧。以現(xiàn)代人的眼光分析，神農氏大概是最早具有科學精神的中國人了?！妒酚洝份d，*000多年前的遠古時期，一位“人身牛首、龍顏大唇”的姜姓大漢，成為我們華夏先祖的部落首領，稱之為炎帝。在那個民智混沌的時代，這位老祖宗表現(xiàn)出難得的獨立思考、勇于實踐，大膽創(chuàng)新的科學態(tài)度和鉆研精神。他不但教老百姓學會了種莊稼，而且還教他們學會用火，“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”，同時，他還發(fā)明制作了陶器、斧、犁、鋤等農具。也許是他太聰明了，有如神助，所以又被稱作神農氏。

　　而關于他偉大的事跡，最有名的莫過于《淮南子》上關于“神農嘗百草之滋味，一日而遇七十毒”的記載。而在民間，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感人的神話傳說，說神農氏為了給人們尋找治病的草藥，跋山涉水，嘗遍百草，找尋治病解毒良藥，后因誤食“火焰子”腸斷而死。也許正是感戴他的精神和功德，后世才會依托他的大名編寫了中國最早的藥學專著《神農本草經》。

　　神農氏是“三苗”、“九黎”部族之首領。而根據(jù)《史記》及《說苑》等古籍中“三苗氏，衡山在其南，歧山其北，左洞庭之坡，右彭蠡之川”的記載，神農氏的部族發(fā)源在四川東部和湖北西部山區(qū)，這正是今日大神農架的地域。這個植物近4000種，中草藥材達2000多種的自然環(huán)境，給神農氏日嘗百草提供了選擇和試驗的可能。當然，他日嘗百草，絕不是貪吃，而是想以實證的態(tài)度摸清草藥的特性，從而尋找醫(yī)治各種疾病的良方。這一點，他遠比后世那些靠感覺、想當然，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做“藥引”的庸醫(yī)要強得不至千百倍。

　　神農氏的最偉大之處，也正在于他這種幫難得的試驗求證精神。民間有“藥不過獐鼠不靈”的說法，便是于緣于他的“科學試驗”故事。傳說他嘗百草時，隨身帶著一只能看到五臟六腑、十二經絡、幫助他識別藥性的活“儀器”———獐鼠（又名“獐獅”）。拋開神話的迷霧，這個動物自然不可能神奇到又能透視，又能分析的地步，但用小動物做試驗，倒是有很大的可能。

　　話說有一天，獐鼠吃了巴豆，腹瀉不止。神農氏把它放在一棵青葉樹下休息，過了一夜，獐鼠奇跡般地康復了，原來是獐鼠吸吮了青樹上滴落的露水解了毒。神農氏摘下青樹的青葉放進嘴里品嘗，頓感神志清爽、甘潤止渴。于是，神農氏教人們栽種這種青樹，即現(xiàn)在的茶樹。如今，神農架民間還傳唱著“茶樹本是神農栽，朵朵白花葉間開。栽時不畏云和霧，長時不怕風雨來。嫩葉做茶解百毒，每家每戶都喜愛”的山歌。

　　2

　　科學精神最難得的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便是積極創(chuàng)新了。因為勇于懷疑是一種態(tài)度，大膽嘗試則是切入問題的途徑，而只有積極創(chuàng)新，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。

　　在這方面，北宋時期的淮南路蘄州蘄水（今湖北省英山縣人）畢升，便是杰出的典范。在他之前，只有摹印、拓印和雕板印刷，既笨重費力又耗料耗時，不僅存放不便，而且有錯字也不易更正。畢升雖是一介布衣，卻勤于思考，因為職業(yè)（印刷鋪工人）的關系，他認真鉆研，終于創(chuàng)造性地發(fā)明了簡單靈活、輕巧方便的膠泥活字印刷術。關于他的這項偉大發(fā)明成果，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中有詳細記載。

　　慶歷中（公元1041-1048年），畢升用膠泥制字，先做出規(guī)格統(tǒng)一、薄如錢唇的單字，再用火燒硬，使其成為膠泥活字。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，鐵板上放松香、蠟、紙灰等的混合物，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，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，擺滿就是一版。然后用火烘烤，將混合物熔化，與活字塊結為一體，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，使字面平整。便可進行印刷。用這種方法，印二、三本談不上什么效率，如果印數(shù)多了，幾十本以至上千本，效率就很高了。為了提高效率常用兩塊鐵板，一塊印刷，一塊排字。印完一塊，另一塊又排好了，這樣交替使用，效率很高。常用的字如“之”、“也”等字，每字制成20多個字，以備一版內有重復時使用。沒有準備的生僻字，則臨時刻出，用草木火馬上燒成。從印板上拆下來的字，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內，外面貼上按韻分類的標簽，以備檢索。

　　由此看來，畢升發(fā)明的活字印刷術在當時已經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印刷技術，具備了完整的工藝技術流程，而且至少是畢升已經將其運用在生產實踐中，否則，也不會有“印數(shù)十百千本，則極為神速”的經驗之談。沈括在文中還記載了畢升起初也曾試驗用木料作木活字，但實驗發(fā)現(xiàn)“木理有疏密，沾水則高下不平，兼與藥相粘”的缺點，所以“不可取”，后經多次試難，才改用膠泥活字。

　　然而，遺憾的是，這項偉大的發(fā)明始終只是在小范圍使用，在畢升之后的近千年時間，中國的大部分書籍還是堅持用雕版術印刷。這是因為中國人太過迷信經典，譬如四書五經的學子教材，我們竟可以重復讀上幾千年！那么，書坊刻一個雕版，雖然單一成本很高，卻可以印個上百年。加上農業(yè)文明國家，歷代“勞心”的統(tǒng)治者對于知識的壟斷和霸權，需要新出版的書籍太少，沒有大批量的印刷量，活字印刷的經濟性和靈活性，都無處示展。耐人尋味的是，后世關于活字印刷的記載，不是以朝廷名義排印一些大部頭書籍時的浩大皇家工程，便是民間文人刊印自己作品詩集時的個體試驗。與活字印刷術一樣，由于稀缺內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整理，又缺乏外在經濟或市場需求的動力，中國的諸多發(fā)明（發(fā)現(xiàn)），也就往往只能停留在經驗積累或靈光一閃的初步階段，以“秘方”或“奇技”，模糊地存留在歷史的片言隨語中。

　　雖然傳統(tǒng)的中國，歷來缺乏培育科學精神的土壤和氛圍，卻不乏總有一些愛較勁的讀書人做些偉大的工作來。譬如明朝蘄州（今湖北蘄春縣蘄州鎮(zhèn)）人李時珍。

　　年輕的李時珍，也曾所有讀圣賢書考取功名的夢想，但三次鄉(xiāng)試落第的經驗，終使他放棄遙遙無期的功名夢想。“不為良相，即為良醫(yī)”，同樣也可以救蒼生，濟天下嘛。他終于下定決心，把行醫(yī)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(yè)。

　　從他24歲開始行醫(yī)，到準備編寫《本草綱目》的十年間，他，只是為了“窮搜博采”大量醫(yī)學典籍，提高自己的醫(yī)術。他自述“長耽嗜典籍，若啖蔗飴”，也就是說他是很享受這個過程。

　　但在大量閱讀和醫(yī)療實踐的過程中，李時珍也發(fā)現(xiàn)了諸多問題，譬如大量古醫(yī)籍中“品數(shù)既煩，名稱多雜，或一物析為二三，或二物混為一品”等，甚至有許多毒性藥品，竟被認為可以“久服延年”，可謂遺禍無窮。對此，他決心要重新編纂一部本草書籍。

　　明嘉靖三十一年（1**2年），這個不服輸?shù)摹昂崩小保砸患褐?，開始編寫《本草綱目》這一浩瀚而繁雜的工程。一方面，他積極做好案頭理論工作，“讀書十年，不出戶庭”，鉆研各種文獻800種，作札記數(shù)百萬言，對前人的著述、經驗“窮搜博采”，取其精華，剔除糟粕。另一方面，他格外注重實驗考證工作，“搜羅百氏，采訪四方”，多次離家遠行，深入民間，走進大山，搜集、整理、考證書籍外的醫(yī)療偏法。前后歷時二十七年，耗盡半生心血，終于在萬歷六年（1**8完成了《本草綱目》的初稿，這時他已經是皓然白發(fā)的花甲老人了。具有嚴謹科學態(tài)度的李時珍，又用了十余年的時間，作了三次大的修改，至萬歷二十四年（1**6年）才正式刊行。這部共五十二卷，近二百萬字，插圖一千多幅的《本草綱目》，集明代以前藥物學之大成，還旁及天文、地質、化學、植物學等方面，是一部 “有所發(fā)現(xiàn)，有所發(fā)明，有所創(chuàng)造，有所前進”的百科式醫(yī)學巨著。

　　人生有幾個二十七年呀？李時珍能堅持下來，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浩然的使命。四書五經之外，他發(fā)現(xiàn)了另一個精彩的天地，并沉浸其中，樂在其中。

　　在編寫《本草綱目》的過程中，李時珍表現(xiàn)出難得的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(fā)言權”的科學理性精神。在他之前的本草典籍里，藥名混雜，藥物的形狀和生長的情況也很不明了，由于多是書本上抄來抄去的“紙上猜度”， 所以越解釋越糊涂，而且常常相互矛盾，令人莫衷一是。譬如說藥物“遠志”，南北朝的陶弘景說它是小草，像麻黃，可宋代馬志卻認為它像大青。再如“狗脊”一藥，有的說像萆薢，有的說像拔葜，還有的說像吉印通，說法極不一致。要解決這類難題，最好的辦法便是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。

　　于是，李時珍脫掉長袍，放下架子，穿上草鞋，背起藥筐，在徒弟龐憲、兒子建元的伴隨下，“遠窮僻壤之產，險探麓之華”，到大自然中去求教考證。譬如說為了研究蘄蛇（蘄州產的白花蛇），他置危險于度外，在捕蛇人的幫助下，到深山老林里親眼觀察。因為有第一手的資料，所以后來在《本草綱目》寫到白花蛇時，就顯得得心應手。他在書中用簡明準確的語言形容蘄蛇的形態(tài)：“龍頭虎口，黑質白花、脅有二十四個方勝文，腹有念珠斑，口有四長牙，尾上有一佛指甲，長一二分，腸形如連珠”。而對蘄蛇的捕捉和制作過程，他也做了生動的描寫：“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葉，人以此尋獲。先撒沙土一把，則蟠而不動，以叉取之。用繩懸起，刀破腹以去腸物，則反尾洗滌其腹，蓋護創(chuàng)爾，乃以竹支定，屈曲盤起，扎縛炕干。”對一種藥物的介紹，他能描述得如此清楚，全都得益于實地調查的細致和全面呀。

　　在考察藥物的過程中，李時珍并不滿足于走馬看花式的調查，而是“一一采視，頗得其真”，“羅列諸品，反復諦視”。他不迷信，也不想當然，而是以嚴謹求真的科學態(tài)度，對照實物和前人記載，一一進行比較核對。譬如當時太和山五龍宮產的“榔梅”，被道士們吹噓成吃了可以長生不老的“仙果”，甚至成了進貢皇帝的貢品，官府嚴禁其他人采摘。李時珍自然不信道士們的鬼話，而是冒險采了一個，仔細研究，發(fā)現(xiàn)它不過是一種變了形的榆樹果實，其功效和普通的桃杏一樣，生津止渴而已，并沒有什么特殊攻效。

　　李時珍不但不迷信江湖道士的胡說，便是對醫(yī)學名家的權威論斷，他也會大膽懷疑。譬如南北朝著名的醫(yī)學大家陶弘景曾對鯪鯉（穿山甲，一種常用的中藥）有過詳細的描述，說它能水陸兩棲，白天爬上巖來，張開鱗甲，裝出死了的樣子，引誘螞蟻進入甲內，再閉上鱗甲，潛入水中，然后開甲讓螞蟻浮出，再吞食。這樣的說法詳細生動，歷代醫(yī)者都深信不疑。可李時珍卻以旺盛的好奇心和科學的態(tài)度，親自上山觀察。他在樵夫、獵人的幫助下，捉到了一只穿山甲，從其胃里剖出一升左右的螞蟻，證實穿山甲食蟻的特性，陶弘景是說對了。不過，在實地觀察中，他發(fā)現(xiàn)穿山甲食蟻時，是搔開蟻穴，進行舐食，而不是陶所說的“誘蟻入甲，下水吞食”?？磥硖胀瑯臃噶恕跋胂罅Ψ簽E”的毛病。

　　李時珍正是以這種科學理性的精神，大膽懷疑，勇于求證，不但糾正了前人的許多錯誤，而且在動植物分類學及生物學、化學、礦物學，地質學，天文學等方面，也有不少的貢獻。難怪達爾文會稱贊它是“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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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對于權威的大膽懷疑，不單是李時珍，做得更徹底、更有份量的則是另一個湖北人，他就是有名的地質專家李四光。

　　這位前清“最優(yōu)等”的“工科進士”，最年輕的同盟會會員，牢記孫中山先生“努力向學，蔚為國用”的教導，一生都在努力實踐“科學救國、科學強國”的報國理念。而在他一生的學術生涯中，他也一貫堅持誠實、冷靜、開明的科學態(tài)度。

　　譬如說對冰川的研究。因為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質構造的重要依據(jù)，其研究成果對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構造，對發(fā)展建設事業(yè)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因此李四光對冰川的研究曾投入了極大的精力。但當時中外許多專家都斷言“中國沒有第四紀冰川”，對此李四光卻提出“讓事實說話”。1*21年，學成歸國的李四光便在太行山的沙河縣、山西大同盆地口泉考察時發(fā)現(xiàn)了第四紀冰川遺跡，卻遭到一些外國專家傲慢地否定。對此他沒有喪失勇氣和信心，而是繼續(xù)帶領學生，不畏艱險，幾次橫渡大江，跨越秦嶺、南嶺，親自勘探測量，又發(fā)現(xiàn)了許多有力的證據(jù)。1***年，李四光以《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》為題，在中國地質學會第十次年會上作了學術演講，會后還專門請中外學者到廬山實地考察。然而，諸多外國專家卻因偏見或私心，不愿承認李四光的科學論斷。雖然外國專家心知肚明，也曾私下對李四光說，如果這些遺跡在國外被發(fā)現(xiàn)，早就被公認是冰川遺跡了。但務實的李四光并沒有埋怨，也沒有氣餒，而是加緊了對第四紀冰川的考察，又先后在揚子江流域、黃山等地發(fā)現(xiàn)了大量遺跡，用科學事實推翻了錯誤論斷，并最終得到國際上的公認。

　　追求科學的道路上，沒有絕對的真理?？茖W的態(tài)度只能是認真，只能是事實求是。對于科學理論，我們應持足夠的尊重，但也不能過于迷信理論，而是應在對已有科學理論地熟練認知和掌握下，大膽創(chuàng)新。正是在這樣的精神理念下，李四光于1***年創(chuàng)建了地質力學，提出了“吉印通夏構造體系。”然后親自組織隊伍，用科學的新理論做指導，在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開展石油普查，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，相繼發(fā)現(xiàn)了大慶油田、勝利油田、大港油田……一舉摘掉了“中國貧油”的帽子。接著，他與其它同仁再接再厲，又很快找到了鎢、鉻、鈾、金剛石、煤及稀有金屬礦藏，從而為建造一個新中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資源基礎。正如他在《中國之地質》一文中所說：“作為新一代炎黃子孫，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，一方面為純科學的發(fā)展而努力，一方面直接或間接地解決有關工業(yè)問題。”

　　身為地質科學家，李四光不贊成青年鉆進故紙堆中，埋頭讀死書，而是主張到大千世界中去讀“自然書”認為這才是“真正的直接的求學”。在他看來，學習書本知識，只需要記憶與思索，而向自然學習，人的各種機能都要同時并用，特別是精確的觀察，尤為重要。也就是說，只有用科學的方法“格物”，才能得到理性的“致知”。若和中國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一樣，只是“想當然”的“融會貫通”，是要不得的。為了鍛煉、考察學生科學觀察和深入思考的能力，他在主考學生時，從不制定什么標準試題或標準答案，而是別具一格，往往用若干塊石頭標本作為試題，要學生寫出自己的答案。

　　作為從舊時代走過來的科學家，李四光也深知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推廣對“開啟民智，提升國力”有著多么重要的意義。對此，他在晚年還寫下了《看看我們的地球》、《穿過地平線》等一系列融學術性、趣味性和可讀性于一體的科普讀物。

　　回顧前人的榮耀，反思今日的中國，對于科學、對于科學的精神，依然有悵然之感。因為在這個網絡發(fā)達、信息泛濫的時代，我們依然稀缺的還是科學理性的精神。從前，我們視科學為洪水猛獸，繼而當巫術去理解，再后來又把它看作一種宗教，頂禮膜拜。

　　對于祖先的科學精神，我們也向來疏于梳理和研究，僅是滿足封成神，尊為圣，建個廟，立塊招牌罷了。令人憂傷的，中國人對科學從來沒有一顆平常心。我們惱怒過制度，炫耀過祖宗，嘲笑過知識，如今又學會打著科學的幌子，“發(fā)明”、“創(chuàng)新”什么“水變油的技術”、“納米大米”等等亂七八糟的東西，更令人稱奇的是，這些東西竟然還有媒體支持、市場空間和民眾基礎！

　　賽先生進入中國已近百年，我們?yōu)槭裁催€會犯這么多的愚蠢錯誤？面對可知的科學，我們這個民族，究竟還有多少事情要做？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我們這個民族，到底還有多長的路要走？